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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新闻周刊记者：陈惟杉
发于2026.1.26总第1222期《中国新闻周刊》杂志
2025年末 ，我国向国际电信联盟(ITU)申报超20万颗卫星频轨资源的消息引发关注 ，申报数量之多被认为“史无前例”。
但商业航天的征程不是简单抢占风口 。1月17日，中国航天遭遇两次发射失利：凌晨0时55分 ，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实践三十二号卫星时 ，三级飞行段出现异常；中午12时08分，星河动力公司的谷神星二号商业运载火箭首飞也因飞行异常而失利 。两起事件为当前的商业航天热潮提供了另一个视角：航天是复杂的高风险工程 ，即便成熟型号或头部企业也难免失利 ，行业需要着眼长远的“耐心资本 ”支持，避免短期投机。
为何大手笔申报？
多个主体均参与了这次“史无前例 ”的申报 ，而申报数量最多的是一家名为无线电创新院的机构。这是一家2025年12月30日在雄安新区登记注册的机构 ，由国家无线电监测中心、河北雄安新区管理委员会 、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、中国卫星网络集团有限公司(下称“中国星网”)、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、北京交通大学 、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7家单位联合共建 。
就在注册的前一天，无线电创新院便向ITU提交了CTC-1和CTC-2星座的申请 。两个星座规模均超9.6万颗卫星 ，合计卫星总数超过19万颗 ，而且多位于500—1200公里的低轨，这是卫星互联网星座工作的主要区域。
有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由于ITU遵循“先到先得 ”原则 ，这次申报更多是出于战略考量 ，抢占轨道与频率资源 。
近年来，一场争夺低轨轨道、频率资源的竞争正在进行 。距离地球三四百公里到1200公里之间的空间被认为是低轨范围 ，这也是当下主要卫星互联网星座所处区域。“低轨卫星延时更短 ，‘星链’的延时为20毫秒，而高轨卫星的延时多为几百毫秒 。低轨卫星离地面更近 ，地面终端所需功耗与体积更小 ，方便用户使用 。 ”有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各个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所公布的卫星数量，都在不断增长 ，比如“星链”从最初的4425颗卫星攀升至超过4万颗卫星 ，如今这一数字已经达到7.2万颗 。
其实，提供覆盖全球的卫星互联网服务 ，并不需要如此巨大数量的卫星 。“轨道高度越低 ，覆盖全球所需的卫星数量就越多。”一家从事卫星互联网业务的卫星公司技术人员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，“上千颗卫星已经能够基本实现全球覆盖，但要做到无缝覆盖 ，或者追求更好的互联网体验 ，还要追加卫星 。即使如此，上万颗卫星也已经足够 。 ”
各个星座计划申报的卫星数量 ，往往与实际发射的卫星数量之间存在巨大的“鸿沟 ”。比如一度被视为“星链”竞争者的“OneWeb星座 ” ，在2020年申请新增发射4.8万颗卫星，当前其在轨卫星数量仅有600颗。
抢先申报卫星 ，是因为低轨能够容纳的卫星数量有限 ，业内普遍的预测是6万颗左右 。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，纯粹从空间角度讲可以容纳的卫星数量很多 ，但如果结合技术与频率等因素的限制 ，推算低轨内可以容纳的卫星数量大概在10万颗 。
“轨道的使用原则是谁先占了就是谁的，后来的卫星如果想要使用就需要与之前的卫星所有者协商 ，否则一旦发生碰撞 ，要负全责。 ”前述技术人员向记者解释，相比于低轨空间，更为稀缺的是频率资源 。“卫星互联网能够使用的频段是有限的 ，ITU的规则是‘先到先得’ ，会为申请者留出3年的激活时间，一旦某个频率被使用 ，与其临近的频率就可能因为彼此干扰而不能被使用 ，这甚至可能导致卫星发射前被叫停 。”
“中国星网成立之时，在卫星互联网可用频率申请的排名上 ，中国排位就比较靠后。这其实就像房地产开发一样 ，规划得再好，没有土地也没有意义 。 ”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。
因此 ，无线电创新院此次申报超19万颗卫星 ，可以被视为一种“储备 ”。
国内正在推进的卫星互联网计划“GW星座”，已经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 ，在此次申请的超过20万颗卫星中 ，也有中国星网的24颗卫星 。自从2024年12月中旬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01组卫星以来，到今年1月中旬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已经成功发射19组卫星 。
卫星应用才是“引爆点 ”
谈及商业航天 ，人们很容易想到商业火箭公司 ，但是火箭只是运送人或物到太空的载具，卫星应用才是商业航天真正的“引爆点 ”。
“有两点对于商业航天至关重要 ，一是工业级元器件被应用于卫星制造 ，制造门槛降低，二是信息技术发展 ，提升了小型卫星能力 。”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，“过去卫星能力都相对有限，比如1970年成功发射的东方红一号卫星 ，重量只有100多公斤 ，除去用于演示的应答功能，没有其他实用功能 。 ”
OneWeb卫星的重量仅有150公斤左右。当卫星变得更小 、更容易制造时 ，也意味着其成本降低。一家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记者说 ，绝对不会用原来大卫星的供应链，因为用不起，“卫星的一些器件可以从宇航级跨过军用级 ，直接降到工业级 ” 。
他介绍 ，经过筛选与特定处理后，小型卫星的CPU可以使用汽车级的CPU ，虽然卫星在太空中面临的环境比汽车要复杂 ，比如高能粒子辐射会影响处理器工作状态，但可以通过提升系统使其具备容错的功能 ，消除影响 。“原来一块卫星CPU主板可能要几百万元 ，汽车级产品的价格只有几千元，即使选出10块进行进一步处理 ，成本也仅为几万元 ，压缩的空间非常大。”
当小型卫星在能力 、成本等方面均能满足市场需求，接下来的问题是有没有足够的发射能力 。
小型卫星寿命普遍不长 ，短则数月 ，长则3至5年 。同时，小型卫星如果想要实现功能，必须组网 ，而如果数百、数千甚至上万颗卫星组网时间过长 ，就毫无价值可言。这种密集的发射需求自然为火箭公司带来机遇 。
“如果没有卫星互联网这样规模的市场需求，商业火箭公司很难存活下去 。”一家民营火箭公司创始人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 ，SpaceX其实走了一条自己为自己创造需求的道路 ，其主力火箭“猎鹰9号 ”早期商业订单很少，主要依靠“星链 ”订单。
卫星与火箭 ，互为表里 。随着“GW星座”在内的多个星座进入常态化发射阶段 ，国内需求已然存在，但是发射资源的不足成为痛点 。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表示 ，当前的发射能力能够满足单星 ，或者少量卫星组网技术验证的问题，但是很难满足常态化发射需求。
“现实情况就是国家任务很重 ，‘国家队’的火箭无力顾及商业航天市场的全部需求 ，一些服务国家任务的发射出于保密要求，商业卫星很难‘搭便车’，而且‘国家队’火箭发射成本较高 。 ”他告诉记者 ，即使是像长征十一号这样“国家队 ”中的小型火箭 ，单发采购成本也比较高，而且不一定有排期 。“此前有两颗卫星发射需求 ，本希望采购长征十一号 ，但是由于其排期已满，只能转向采购航天科工集团的快舟一号甲 ，单发运载能力在200公斤左右 ，单发采购成本超过4000万元，只能搭载一颗卫星。”
提供更多低成本的发射资源 ，是外界对于民营火箭公司的期待。不过 ，国内民营火箭公司还难以兑现这种期待 。
火箭如何“降本 ”
“GW星座 ”已经发射的19组低轨卫星，全部由长征系列火箭发射 ，比如在去年7月到8月一个月的时间里 ，曾经密集发射6组卫星 。对于卫星组网的密集发射需求，国内民营火箭公司在发射频次与单发运载能力上都有差距。
2025年，中国航天全年发射92次 ，这一数字创下单年纪录 ，但是航天科技、航天科工两家央企占据76次，民营火箭公司发射16次 ，失败两次 ，像星河动力 、中科宇航这样发射次数较多的民营火箭公司，全年成功发射次数也只有5次 。
前述商业卫星公司人士感慨 ，其实很期待与民营火箭公司合作 ，但是很多时候还是难以在市场找到有能力的合作方 。
当前，国内民营火箭公司较为成熟的火箭型号均为小型固体火箭 ，运载能力有限。比如去年成功发射5次的星河动力“谷神星一号” 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为400公斤 。相比之下，作为液体火箭的“猎鹰9号 ” ，近地轨道运载能力达到22.5吨 ，在服务“星链 ”组网时经常以“一箭60星”的效率进行 。
“中国的民营火箭公司基本在走‘固体先行 、液体跟进’的路径，从体制内的固体火箭研发团队挖人，成立两三年之内就能取得成功入轨发射的结果。但是液体发动机的研发周期更长、门槛更高 。 ”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表示 ，固体火箭比较适合低轨 、重量不超过两吨的运载需求 ，而液体火箭运载能力更强，能够一次性发射数量更多的卫星 ，从而摊薄单颗卫星发射成本 。
如何降低发射成本是另一道关卡。当前 ，国内火箭发射的报价已经有下降趋势，在国内卫星互联网萌芽之际的2020年 ，基本在20万元/公斤 ，一些小型固体火箭的报价可以低至15万元/公斤，但是“猎鹰9号 ”在2020年曾推出过5000美元/公斤的报价 。如今 ，国内火箭报价进一步下探至10万元/公斤左右 ，但是“猎鹰9号”已经能给出2500美元/公斤的报价 。
可回收火箭一直被认为是降低火箭发射成本的关键。马斯克曾经公开表示，一级火箭第六次发射时 ，其成本只有首次发射时的一半。国内一众民营火箭公司也在跟进这样的技术路线 。
“不要神化SpaceX 。”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提醒记者 ，比如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就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运载能力，只保留百分之六七十的运载能力，加装用于回收的惯性测量装置 、栅格翼等 ，而且回收后需要对燃料箱进行清洗、焊缝检查等 ，同样会产生成本。“可回收火箭能否降低成本，取决于其重复使用的次数 。 ”
他认为 ，降低火箭成本不能只依赖单一路径 ，比如目前中国航天的供应链还比较封闭，沿袭早期定点生产模式 ，导致成本高 、缺少活力 。“航天供应链的开放不仅仅是对民企开放 ，更多是对航天系统之外的供应链企业开放。如果我们可以建设面向全社会开放的供应链，成本一定会下降 。 ”
目前 ，很多民营火箭公司依然依赖原有航天体系之内的供应链 ，供应链的建设仍然需要时间 。
谁为应用买单？
“如果没有大众级的应用就没有商业航天。”这是商业航天业内共识，无人愿意为应用买单依然是症结 。
普通人对于卫星服务还有哪些需求？未来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，一是更加精密的导航 ，二是低轨卫星通信，三是对地观测 。有卫星公司告诉记者，根据测算 ，如果卫星数量达到138颗 ，就可以实时提供地球上任意一点十分钟之前的影像。
其实，历史上不乏看似“完美 ”的商业航天计划 ，比如摩托罗拉在20世纪90年代推出的“铱星 ”计划 ，通过卫星组网提供卫星通信服务 。
“用户才不会因为数据是从天上来的就多付一分钱 。”在前述商业卫星公司负责人看来，“‘铱星’的所有者是摩托罗拉 ，制造商是洛克希德·马丁 ，投资70亿美元，可谓一个完美的航天案例 ，但同时是一个完美的商业航天失败案例。摩托罗拉认为很多人会买 ，投入一大笔钱后发现没人买，计划最终破产。 ”
“铱星 ”在20世纪90年代末推出时 ，刚好赶上移动电话普及初期 ，人们对于昂贵的卫星通信并不感兴趣，“铱星”计划其实被2G基站打败 。
尽管人们对于卫星互联网的期待很高，但是是否真正存在需求始终是个问题 。中国移动网络覆盖率远高于美国 ，甚至已经实现了“村村通 ” ，不像美国一些地广人稀的中西部地区没有被地面网络覆盖。这被认为是美国用户对于卫星互联网有真实需求的原因 。
因此，“星链 ”成为SpaceX“现金奶牛” ，“星链 ”业务从2023年起超越火箭发射业务成为SpaceX最大收入源 ，2025年预计贡献123亿美元，占总收入近80% ，全球用户超过800万 。
“此前对于究竟是成立央企 ，还是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卫星互联网存在争议。业内担忧，卫星互联网如果以国家重点工程的方式去做 ，财政投入会超过千亿元 ，而且靠财政‘砸’出来的卫星互联网，如果不好用不赚钱呢？ ”前述资深航天业内人士透露 。
据记者了解 ，中国卫星互联网最初计划就有A 、B两套系统 ，分别是面向公众的互联网与专网，其中面向公众的A系统在初期已经淡化，从专网做起 ，再逐步推向公众 。所以短期内 ，可能不会看到“GW星座”提供面向公众的卫星互联网应用。
《中国新闻周刊》2026年第4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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